這個當從回歸說起，由中英談判到落實回歸之日，香港人懷著既興奮又患得患失的心情，興奮的以為港人真的可以當家作主，這是無論那一方均許的承諾，患得患失的是部份港人，甚至親共人士也有不信任共黨政府，雖然從參與談判到起草基本法的人士致力把基本法盡量完善，並或許有意無意間留有一手彈性，使將來執行時不至刻板一塊，很可惜，這些伏線隨著當初草法的年事已高，部份亦已辭世，一些後來執政的演譯已可非原有期望，甚至辯說他們的解釋才是原意。後來的執政者，無論是香港或內地官員，均搬出一套與香港市民大眾期望有大差異的方案。內地新一代掌管香港的官員，仍襲承迂腐的權在我手的帝制思想，與香港的新一代格格不入，這也或可隨著內地近年經濟的高速發展，造就了不少富豪，正當生意的、或斂財的，遂看不起香港人，幹嗎要有這麼自由的另一制，雖然私心內或許也嚮往自己能移居來。
在公婆各自說理，且有理亦說不清，逐漸發展到今天，無論是甚麼黨派，抑或是政府官員，皆是荒謬鬥荒謬的局面，一國兩制本來清楚不過，但硬說沒一國何來兩制，且國與制有先後之分，先說國才有家，近乎這樣的爭論純是意氣用事，沒完沒了，只有破壞兩制。
從政的人均有一廂情願的想法，認為只要攪活經濟，人民安居樂業，便會乖乖的做順民，這思維在古代確是行得通，現今教育，資訊令人民思想已不限於只要求衣食足，在年輕的一代，榮辱視更為重要，更不幸，社會資源分配亦產生嚴重問題，孔子云：[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]不同階層也產生不同程度的埋怨。所謂經濟蓬勃不外乎服務性行業的[侍候]花費者，特別是千萬計的內地來客，所謂經濟發展只創造了零售飲食等低檔次的勞工就業機會，而這些較低收入又予昂高的生活指數侵蝕，壓得透不過氣來。所謂自由行，成也蕭河，敗也蕭河，最大得益者是物業擁有者。
說到底，香港目前的爭拗，是屬於既得利益者與非既得利益者之爭，本著愛國之名，獻媚可以換取某些方便和好處，是不爭的事實，上至回內地做生意，下至蛇齋餅棕，又或是靠近政府人士，均是私利當頭。在[王者之風]環境下，香港[獨立自主]，是一廂情願的想法，反對任何方案隨時可被扣以不愛國的帽子，[依法治港]往往是持權及依附者的口頭禪，在先進的民主地方不會經常把[依法]這話掛諸於口，因為真正法治是在每人心中，而不是透其手段達於施法而認為行之有理。
[反動派]經常被貫以政治化，事實上，政治化往往始作俑者乃當權者，這本是無可厚非，從來政治皆拉攏政見理念相同的[自己人]，但在香港的畸形政治生態下，多時變了人所共知的[利益輸送]。
中港矛盾另一因由是中央政府錯誤地利用移民涂化政策，忘記西藏和新疆的教訓，大陸和香港兩地由於歷史、生活、教育等等背景差異，要兩地市民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不會是十年八年間的事，香港回歸了十八年，似乎對立情况有增無減，這關乎大量的內地移民湧入，破壞了香港原有的生活秩序，並由於特區政府從沒有為人口制定政策，至令居民生老病死每環節都嚴重出亂子，形容為[活無舍、死無地]一點毫不誇張。另一方面，內地過去貪腐問題幾乎達到無官不貪的地步，香港由於開放了自由行，出入境較方面，故本港成了洗黑錢的第一站，無論樓房或名牌貨，抑或是日常必需品，內地買家成了主流，造成租金及帶動樓價一發不可收拾局面。
展望，回歸十八年，還有三十二年才達到一國大同，意思是本港將不再是特區，兩制應休矣，但仍應參考外國法制的結構，有國家統一的大法則，亦有地區性的個別法例，互不抵觸，應維持每地的特性，廻異的風俗，不同的生活環境，互相專重，和平共處，才是統一之道。當權者心中最怕的是變，任何變更均有機會使當前既得利益受損，所以演變是大禁忌，惟願領導人慎思，為一國大業，人民福祉，則變幻原是永恆，甚幸甚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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